COVID-19

【COVID-19專題】因應疫情長期化,台灣應設法加入疫苗研發國際隊

台灣政府在這次防疫的超前部署,是因為先前SARS的慘痛經驗使我們對於中國的疫情特別警戒。超前部署的成功使我們受到舉世稱讚,也開始能捐贈口罩協助其他受苦的國家,讓台灣人同感驕傲。更由於我們的表現和世界衛生組織的顢頇對比明顯,所以在面對譚徳賽無端指責台灣人污衊的情形下,我們很自豪地在紐約時報刊登了廣告,凸顯我們比世界衛生組織更能幫上忙。但是,古人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我們的慘痛經驗使整個社會對中國謊言有相當的免疫力,這應証了禍兮福所倚。但超前部署的成果是否也埋伏了下一階段防疫的重大威脅呢?最近在Science雜誌上有學者的模型分析預測這疫情將延續到2022至少可確定不是短期內會結束的,我們因應疫情的長期化發展,該有哪些準備?
 

歐美國家已經開始在討論何時該解除外出禁令,讓經濟活動恢復正常,因為社會不能長期這樣停滯,否則將來餓死的會比病死的人多,因其他疾病無法獲得救治而死的也會比新冠肺炎病死的多。同樣問題也出現在台灣社會,如果這樣的封鎖隔離政策變得長期化,各行各業的倒閉潮就不是紓困方案能解決的。然而,放鬆封鎖隔離政策需要有快篩試劑與疫苗之輔助,以「精準防疫」取代「全面隔離封鎖」。台灣即使前段防疫成功,在此方面仍不比歐美具有優勢,甚至條件較為不利,這正是「福兮禍所伏」的警訊。
 

首先,就疫苗開發曠日費時這點,台灣必須與國際合作,透過交換病毒株及相關試驗資料,以加快研發時程。就這點而言,世衛組織扮演重要角色,該組織在49日剛公佈了一份國際多疫苗株同步試驗的計畫草案(An international randomised trial of candidate vaccines against COVID-19),這又稱為團結的疫苗試驗計劃SOLIDARITY Vaccines Trial)。這個計畫是為了加速疫苗開發,所以改變過去做法,將多種候選疫苗株同步進行在各國隨機分佈試驗,讓不同國家人民有同等機會獲得不同疫苗株試用,也能比較出不同疫苗株的效用差異。在試驗期間發現某個疫苗株沒有顯著效果,就會停止試驗該疫苗株換上其他較有效的疫苗株。任何新研發出的疫苗株在經過世衛組織批准後皆可加入該項計畫進行全球佈點試驗,且預期在完整提供疫苗數量後的3-6個月就可以驗證效果(後續的安全性追蹤期間為一年),能參加作為試驗點的國家限定在傳染率夠高的國家,所以台灣應該不符合資格。我們唯有能期望是否盡快開發出候選疫苗株,可以經世衛組織批准而加入該試驗計劃(希望該組織不會對紐時的廣告太介意)。根據世衛組織對台灣的紐時廣告所做十三點回應,其中第十點指出,國光生技已經與世衛組織正在洽簽合作協議,以利將來生產相關疫苗之準備。但這是否意味著國光生技可加入前述全球性臨床試驗計劃,此點仍不明確。
 

我們應該祝福期待這個前所未見的全球性大規模臨床試驗計劃能順利執行,根據世衛組織的說法,這樣的多中心同步試驗模式可以讓疫苗開發時程縮短80%如此一來將是我國因應長期疫情的重要輔助利器。事實上隨著當前資料科學運用於藥物開發的龐大潛力,這樣的全球同步進行藥物與疫苗試驗方式很可能成為將來的主流。但我們也要警戒的是,就算疫苗開發成功,在全球疫情未解決的情況下台灣可能是買不到疫苗的,因為疫苗無法快速量產,因此國內自主製造的能力還是必要的。台灣要如何能在無法成為試驗點,又未必能有疫苗株加入該試驗的情況下建立同步的疫苗驗證與生產能力呢?一個方法就是與國際大廠技術合作,另外就是主動捐助支持該項計畫財務,以利透過世衛組織取得移轉疫苗研發成果之機會,例如前述國光生技與世衛組織可能之合作協議就是可能的機會。尤其當美國總統宣布暫停對世衛組織的資助時,這樣龐大的全球試驗計畫確實可能面臨斷炊。台灣為了下一階段防疫策略轉型,實應該冷靜思考如何協助世衛組織的合作計畫,我相信公衛的全球合作而非自我標榜,也正是台灣長期爭取加入世衛組織的真正價值理念。
 

不僅疫苗如此,快篩試劑同樣會面臨因為防疫做得太成功而產生的困境。所謂快篩試劑無論是針對病毒核酸、病毒棘蛋白或是抗體進行檢測,其靈敏度和特異性都是關鍵。靈敏度高就是偽陰性的機率低,特異性高就是偽陽性的機率低。由於快篩試劑是用來協助精準防疫,因此如果是靈敏度或特異性不夠高的試劑不如不要用,用了反而產生錯誤判斷而造成更大防疫破口。快篩試劑為何對精準防疫很重要,首先我們可以使用靈敏度夠高的試劑先找出確診可能性高的民眾,然後針對其接觸群體再去進行隔離與篩檢,例如搭機入境的旅客就需要這樣的快篩試劑。而對於防疫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我們可利用特異性高的試劑去確認哪些醫護人員已經有抗體,其就適合去治療確診病患。沒有抗體的醫護人員則應該去治療一般病患。透過此種分流可以讓其他病患也能獲得該有的照顧,這對醫療體系運作非常重要。
 

目前使用的PCR檢測病毒核酸,是在分子實驗室進行分析,成本高且時間久(檢體要運送,或者檢測地點受限),因此量能難以提升。若有快篩試劑則是簡便的套組,可以便宜快速地檢測,但這種套組就是體外診斷試劑(IVD),成為醫療器材而須做較嚴格的臨床試驗。雖然食藥署有表態會動用緊急使用條款加速審查,但快篩試劑要驗證其靈敏度及特異性時,台灣會面臨確診病例少以致檢體不足的問題,因此就算食藥署加速審查,其實也缺乏資料驗證其準確性,而這樣的試劑在實務上因為信心度不足,就很難協助防疫策略轉型。與疫苗同一道理,台灣在快篩試劑的開發上會需要與國際合作,透過國外充足的確診檢體數量可完整驗證其準確性,而目前最佳的合作開發網絡仍然是透過世衛組織。
 

當然試劑或疫苗的開發不是要依賴國外協助,我國的產官學合作自立自強仍是關鍵,但想提醒大家的是,所謂Taiwan can help, Taiwan is helping其實是因為我們的超前部署防疫成功,但這只是短跑衝刺一馬當先,當疫情成為一場馬拉松,我們會需要更多的防疫物資準備,無論試劑、疫苗或治療藥品,台灣都必須在國際合作的架構下才可能獲致成果。因此我們要如何在幫忙國際社會的同時,展現出與國際社會進一步合作的意願,尤其是用較正面的態度去看待世衛組織(無論對其秘書長有多少不滿,都不要表現成對整個組織的否定),這需要政府部門從整體戰略思維去採取行動,不宜由民間貿然為之而讓國際社會誤以為我們有驕傲自滿之態。我們第一階段防疫的成功是靠著口罩國家隊,現在口罩可以作為防疫外交的籌碼是個成就。而因應疫情的長期化,國際上已經在組織疫苗研發國際隊,台灣也應設法加入,這就要善用口罩國家隊留下的一點優勢,審慎運籌帷幄才有機會。


原刊載於未來城市